傅高义（1930—2020年）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犹太人家庭，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开启了他的中国研究生涯，至1973年接棒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扛起海外中国研究的领军旗帜。

潜心研究新中国发展历程

  以20世纪中叶费正清推动成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标志， 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迄今已历六代。傅高义自1961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1965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中国社会研究课程，他的学生中，杜维明、高棣民等名字赫然在列，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美国著名“知华派”学者，也很好传承了傅高义的学术思想。1963年，傅亲往香港生活了一年，以对岸的广东为研究对象，悉心观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治理下广东的发展情况。1969年，他写就《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当时在美国及西方反响较大。傅高义坦言，“我们的目标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治理和发展。” 1987年，傅高义再次前往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潜心调研7个月，走访70余个县，并于两年后完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书中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背景、动因、进程及前景进行了系统论述，与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接续、呼应，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发展史。1995年，傅高义再度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结合此前在美国政府工作的短暂经历，他改变以往只关注学术的传统做法，积极促成与中美日等国政府、政党、企业的合作，注重履行“教育公众”的责任，向世界广泛推介东亚中心及其本人中国研究的成果，客观上推动了海外中国研究纵深传播。2011年，他花费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一书出版，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述，展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历史变局和内在逻辑，仅在美国，就获得了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6项大奖。该书出版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亲身经历中美关系变迁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傅高义就与费正清等“知华派”学者联名给他写了一封密函，对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政策建议。由于同为哈佛教授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傅高义与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往来密切， 不仅为后者提供咨询，甚至参与推动了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基辛格专门到哈佛，向傅高义等学者咨询怎样跟中国打交道，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1973年，傅随美国国家科学院代表团访华，这是到访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1993—1995年，傅高义受约瑟夫·奈之邀进入白宫，成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事务官，其间与中方有关部门及官员建立了密切交往联系。卸任后，傅高义重回哈佛。在他领导下，东亚研究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

 20世纪80年代末，中美关系陷入困境时，傅高义挺身而出，批评美政府中断与华经济文化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两国恢复正常往来。他全面客观地分析帮助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长远眼光，在度过了那段困难期后，中美双方以更加迅猛的势头恢复并加强了在各领域的交往。20世纪90年代末，美右翼人士再度抛出“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关键时刻，傅高义推出了新书《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力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应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新时代，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中美关系陷入低谷。2019年7月，傅高义联络百位美知名学者及前外交官，亲自执笔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致特朗普总统及国会的公开信，称敌视中国对美无益，“最终或将孤立自己， 而不是北京”。两个月后，他又亲赴纽约，在华美协进社举行的对话会上大声疾呼，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所谓中美“脱钩” 不可能实现。2020年4月3日，傅高义又与90余位美前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联名发表了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呼吁疫情危机是中美合作的好机会，他多次指出，中美关系遇阻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两国要从建交以来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是要保持接触，加强对话，谈判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回首中美关系多年风雨，傅高义不仅仅是见证者，更是践行者和推动者，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

推动海外中国研究蓬勃兴起

在傅高义等一批学者近半世纪的努力推动下，海外中国研究从传统的汉学向“当代中国学”乃至“中共学”逐渐演进，研究领域、对象、内容、学科架构及研究方法等日益完善细化。梳理过去5年美国30余所大学的近千篇中国研究博士论文，研究领域涉及百余学科，跨学科、多元化渐成海外中国研究的醒目标签。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而深刻，中国知识生产的“世界化”，以及“众学治一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对我们最重要的价值意义，在于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能和契机。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斯诺、谢伟思、费正清等一批有识之士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中国、来到延安、来到华北，介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是傅高义等海外学者亲赴中国调查研究，客观记录下中国的发展历程，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